壳甲 Панцирь

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（如《牺牲》），沉重指向超越，身体在重力中的坚持是通向牺牲、信仰与救赎的必要条件，《壳甲》则逆转了这一“重力美学”，重力被抽空了超越维度，仅表现为具体的、无法摆脱的物理与存在状态（“飞翔”被不断召唤，但始终无法真正实现），身体的沉重恰恰意味着使命的消失。同时，与巴拉巴诺夫《兄弟》中主人公功能性的、可被动员的身体不同，《壳甲》中的身体仍然处于“壳化”的停滞状态，即便是极端行为（如自毁倾向），也往往被处理为失败的尝试而非决定性的行动，这对应着一个尚未形成稳定社会逻辑的历史阶段。对于前者，尽管这种身体同样沉重，但其沉重却来自资本主义现实的生存压力，而不再是转型期的意义滞留。由此，《壳甲》作为“临界文本”存在于一个历史断裂的“真空”中——即塔可夫斯基之后，俄罗斯“身体电影”之前。

皮埃尔.莱昂在《爱森斯坦及其后继者》中提到的电影 帝国末期的一曲抽象挽歌 可以看做是《那年我二十岁》的后继者（虽然二者要表达的内核完全不同——赫鲁晓夫时代充满些许迷茫的希望/戈尔巴乔夫时代彻底的虚无迷茫）

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夏日消暑神作。

编剧脑洞大开，设定既新奇又合情合理。

Igor Alimpiyev拍的的《壳甲 Панцирь》，从剧情风格到配色配音我本人并不太喜欢，但不得不说，会抄也是一种本事，《壳甲 Панцирь》至少比某些天马行空胡乱自创影楼装服饰满天飞的剧要好的多。